唐代选任官员的条件十分严格，《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
唐代御史台作为独立的国家职能部门，握有重权，地位特殊，选任御史时，其要求更加严格，在具备上述诸方面条件的同时，还要从德、才、识三个方面重点考虑。
御史之“德”
在“德”的方面，要求具有清正刚直、嫉恶如仇的品质。
在中国古代，清正刚直是御史共有的品质。西汉初年，御史大夫申屠嘉就以刚直著称，《史记》云：“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大唐盛世，选任御史自然更加重视被选者的品质与才识，“凡所取御史，必先质重勇退者”，所谓“谏臣须蹇蹇匪躬之士，宪官须孜孜嫉恶之人”。
由于“御史之职，邦宪是司”，所以对其品质提出了特殊要求，必须“先正其身，始可行事。当须举直措枉，不避亲仇。纠匿绳违，务从公正”。作为宪官，如果没有清廉刚直、敢谏敢言、嫉恶如仇的品格，实难完成监察之重任。唐代史书记载崔沔，朝廷以其“直躬正词，擢左补阙”，以其“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高季辅“弹治不避权贵”；权万纪“悻直廉约”；李尚隐“性刚亮，处事分明”；张廷珪极谏大兴浮屠之役；宋璟“耿介有大节”；李勉及李夷简同为宗室后裔，然而“鲠亮廉介，为宗臣表”，“身没，无赢藏”：他们作为唐代宪臣中的佼佼者，均诠释了御史清正刚直之“德”。
御史之“才”
在“才”的方面，要求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博学多识、明于礼法是充任宪官的重要条件。古代宪官监察的事项涉及行政、司法、经济、军事、文化等众多领域，涉及面十分广泛。这就要求御史必须博学多识、明于礼法。
北魏时期，要求选任御史“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说明学识在御史选任中具有重要地位。
隋代确定科举取士以后，通过科举途径进入御史台的人很多。大唐二百九十年，由进士任御史成为普遍现象，有的还擢升为宰辅，娄师德、李峤、宋璟、裴度、张柬之、颜真卿、刘长卿、杜黄裳、王建、李虚中、李绛、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陆贽、李宗闵、许浑、杜牧等人均为进士出身而担任过御史的。还有的人则是以进士、举人直接充任御史，如褚廖、李义深、杜威、陆元方、卢虔、薛存庆、王正雅等文人，都是中进士后直接被选拔为监察御史。
据不完全统计，《旧唐书·良吏列传》所载良吏有25人位至台谏，其中14人是科举出身，占了全部御史人数的56％。而一些不具真才实学的人，即使一时混得宪职，但终究站不稳脚跟。文宗时，御史中丞高元裕上言：“御史府，纪纲之地，官属选用，宜得实才。其不称者，臣请出之。”结果，杜宣猷、崔郢、魏中庸、高弘简等均因此而被改调他职。
御史之“识”
在“识”的方面，要求具有基层工作经验。御史台的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具备在地方州县等基层部门任职的经验，才能体察民情、通晓官情，了解为政之要，一旦身居宪台，就能有针对性地施行监察。
历史上各个朝代选任御史无不强调要有地方（或基层）任职的经历。唐代更加强调御史要注重从州县官吏中选用。唐玄宗强调：“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七月十三日曾敕：“风宪之地，百僚准绳……其御史须曾任州县理人官者，方得荐用。”《新唐书》记载侍御史“分左右巡，纠察违失，左巡知京城内，右巡知京城外……寻以务剧，选用京畿县尉”。《唐会要》亦云：“郎官御史，先与县令三考以上，有政绩者取。”其目的是实现官得其人，不废其职。
各种史料都说明，唐代始终把实践经历作为选拔宪官的重要条件，像孙伏伽、张行成、萧至忠、宋璟、解琬、张廷珪、李峤、李尚隐、颜真卿、陆贽、裴度等一大批著名的宪官，都出自县尉、主簿之类的基层官员。这可以说是唐代监察官选任的一大特色。
当然，这并非绝对的，唐代也有不由县丞、县尉、主簿而任监察官者，如韩愈以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杨虞卿以校书郎擢监察御史，李栖筠以节度使判官任监察御史。这是唐代选用御史的另一条途径。
有时县令、县丞、主簿一类官员因政绩优异而越级选拔，可以直接担任殿中侍御史的职务。如张行成“授雍州富平县主簿，理有能名，秩满，补殿中侍御史”。又如杨玚初为县令，有治绩，不屈上官，不计位高卑，能为人论冤抑，“由是知名，擢拜殿中侍御史。”
从地方行政官中选拔御史，可以激励地方行政官员，更重要的是可以保证御史具有相当的从政经验，从而为监督百官提供有利的条件。
在上述御史任职条件中，并不是所有的条件都是同等重要的，忠于国家，忠于法律，秉志特立，正身为率，刚直不阿，执法如山，正气凛然才是御史核心的特质，是御史之魂。（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