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达到自知之明，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孔子的高足曾参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曾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三省吾身，把自我批评凝练成了日常习惯，通过自我反省体察使心智本性不受损害，可谓修身养性、见贤思齐的“金钥匙”。
由此想到“将军三问”——徐海东将军以勇猛著称，是公认的战场虎将，敢打敢冲。战场之外，将军也是生性耿直，有一说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身体上的原因，将军长期在辽宁大连休养，凡有人前来探望，必有三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
直来直去，拳拳到肉。不知道三问之后，有多少人接得住话，有多少“友谊的小船”会翻？徐海东的夫人曾私下提醒他，“多年不见的老战友，怎么好这样问？”将军回答痛快，“净说好听话，算什么老战友！”
和平了，进城了，诱惑多了，这个时候不提醒，不“咬耳扯袖”，更待何时？看似尖锐的提问，其实是对战友、对同志深深的关爱。
三省吾身与将军三问，都需要“把自己摆进去”的端正态度。只有直面真实的自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才能少走弯路、少栽跟头。
不久前，一篇题为《找找“四风”中的“我”》的文章被广泛转载，里面有个小故事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在上甘岭战役打得最惨烈的时候，秦基伟将军一次与困守上甘岭坑道的部队通话时，为鼓舞士气，刚说了句“转告坑道里的同志们，军党委和军首长都很惦记前面的同志”就被电话兵打断了：首长别啰嗦了，拣要紧的说，先下命令吧。多年以后，秦基伟仍然感慨说，战士做得对！那时敌人炮火纷飞，为接通电话不知牺牲了多少电话兵，只能抢一句算一句。
细细想来，战场上来不得半点虚假，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明白“真实就是生命”，所以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今天，反对“四风”，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同样需要三省吾身，同样需要拿马列主义的手电筒照照自己能否对“将军三问”作出无愧于心的回答。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三省吾身的自觉，没有“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的勇气，就容易成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同样，说真话、听实话，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党内政治生活才会正常化。红红脸、出出汗，评人也被人评，批评也是自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批评需要讲究方式方法，但立足点是实事求是。把批评的艺术变为“艺术的批评”，那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治不了病，也救不了人。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不但虚心接受批评，也是善于批评的行家里手。他亲历隋末乱世，对于吏治腐败有切身之痛，因此对于整顿吏治煞费苦心，尤其在约束身边重臣上毫不放松。
长孙氏是唐太宗时期的重要政治家族，相、后同出一门，显赫一时。长孙顺德不仅是长孙皇后的族叔，而且功勋显赫。就是这样一位老同志，也有犯糊涂的时候。贞观元年，大事初定，长孙顺德就因为接受“数十匹绢”贿赂被人揭发。这笔财物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约价值数千元（据《新唐书·食货志》，“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长孙顺德富贵已足，却难脱微利之诱，唐太宗是恨铁不成钢。
为了让警示教育的效果最大化，唐太宗放出批评大招，趁着朝会的时候人多，如数赐给长孙顺德绢数十匹，“以愧其心”。这相当于在满朝文武大臣面前，现场公开实名通报。朝堂之上，连躲一躲的地缝都没有，也难为这位久经沙场的武将了。“红透脸、出大汗”的警示教育见人见事见细节，效果明显。后来，长孙顺德出任泽州刺史，“折节为政，号为明肃”“称为良牧”。
“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离不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而严肃的关键词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也好，党组织也好，如果不三省吾身、不打扫“灰尘”，是难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更不要说自我净化、自我提高乃至自我革命了。（崔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