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邾国（战国时称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与周秦时期其他的区域性文化，如齐文化、晋文化、燕赵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秦文化、巴蜀文化等相比，邹鲁文化堪称一枝独秀，不但孕育了儒墨两大显学，引领了百家争鸣的时代潮流，而且还具有此后蜕变、上升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内在潜质。
邹鲁文化源远流长。公元前6世纪中叶，孔子诞生后不久，吴国人季札、晋国人韩宣子先后访问鲁国，他们以其所见所闻盛赞“周礼尽在鲁”，对鲁国保存的“乐”叹为观止。这时的鲁国是名副其实的周代礼乐文化的重镇。到了孔、孟生活的时代，邹鲁文化更是繁荣发达，独步一时，天下领先。一大批“邹鲁搢绅先生”，如孔子、颜子、曾子、有子、子思子、墨子、孟子等，站在时代前沿，招徒讲学，著书立说。孔子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是邹鲁文化沃土培育出来的两大爱的学说，与印度释迦牟尼的“慈悲”并称于世，是古典文明世界几乎同时迸发出来的三束人类之爱的光芒。孔子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时间上领先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一百多年，而在构想上比柏拉图的“理想国”更富有理想的神韵，两千多年来引导和激励着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孔子和墨子分别创立了并称“显学”达两百年之久的儒家和墨家学派，揭开了诸子百家大争鸣的序幕；子思和孟子又在儒家内部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孔门和墨门弟子众多，来自四面八方，邹鲁成为贤士出入之地。孔子晚年在鲁国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使这六部经典成为数千年中华文化承上启下的枢纽，被称为“中华文化元典”。孔子弟子及后学陆续编纂和创作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被南宋大儒朱熹合称为“四书”，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行于世。正因为如此，《庄子·天下》篇在叙说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时，充分肯定了“邹鲁搢绅先生”的历史性贡献。他们不但在历史上开创并引领了一个诸子百家独立思考、自由言说的时代，而且还把这个时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中心舞台转移到了邹鲁一带。
大道之行，行于邹鲁之邦；文明以止，止于洙泗之滨。邹鲁文化的巨大成功，还孕育了另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在中国历史上，被中央政府认定并封为圣人、居文庙与学校（庙学合一）之上而享受“国之典祀”的，只有五人：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而这五位圣人全部出自邹鲁，出自儒家，由此可知邹鲁文化的非同凡响。他们之所以被尊为圣人，在于他们拥有极高明的道德和智慧，学以致用，制作了“四书五经”系列的中华元典，奠定了垂法后世的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基础，创立了人们观察、分析、解决人生和社会基本问题的思想范式。文化元典、价值观、思想范式是推动中华文明按其自身逻辑永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本规则。
很少有人注意到，儒家这五位圣人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们对尧舜以来优良家学、家教、家风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形成了只有在邹鲁才得一见的圣人家风。
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首倡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以孝悌治家的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敬天、仁爱、让国、勤俭、执中等姬姓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源远而流长。尤其是鲁国立国之初，周公对其子伯禽的教导和训诫，一篇见于《韩诗外传》的“周公诫子”，其来有自，传颂久远。鲁人仰慕周公之德，设家教，立家风，世代沿袭，形成为一项优良传统，在邹鲁一带广为传承。降至春秋时期，邹鲁一带的家风以好学、知礼为特点，成为当时远近各地“闻其风而悦之”的家风典范。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这两位伟大的母亲先后独自承担起家教的重任，上承邹鲁家教优良传统，下启邹鲁孔、颜、曾、孟四氏家风，其母仪千古的风范令人赞叹不已。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对慈母的家教有着强烈、深刻、鲜活的记忆，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居家时，独自一人站在庭中，儿子孔鲤从其身旁走过，孔子叫住儿子，问：学《诗》了没有？儿子回答：没有。孔子接着指教：不学《诗》，就不会谈吐优雅地讲话。于是儿子回去学《诗》。隔了几天，同样的情景再次出现，孔子又教导儿子学礼，说：不学礼，就无法立足于社会。于是儿子回去学礼。孔子教导儿子学《诗》、学礼的家教案例，感动了弟子陈亢。陈亢原以为孔鲤毕竟是孔子的儿子，会有一些私下授受，真相却是孔子对弟子和儿子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孔鲤和其他弟子完全一样，并没有多学些什么。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颜子和他的父亲颜路同是孔门弟子，父子二人共同培育了颜氏家风，而颜子的贡献尤大。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修德、讲学堪称孔门楷模。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德行居首，颜子名列德行第一。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真正做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的情况和颜子类似，也是父子同在孔门受教。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孔子以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日三省吾身”为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睛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
孟子是浸润在母教的阳光雨露中成长起来的。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传颂后世、脍炙人口的故事，被称为“母教一人”。孟子的母亲不像孔子的母亲那样三十几岁就早早过世，而是活到了八十多岁；孟子成年后，母亲也仍然能够对孟子的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孟子的思想理念以及他所开创的孟氏家风，无疑深受母亲的影响。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于普通的家庭。像孔子、孟子这样幼年时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不管生活多么困苦，只要拥有良好的母教和家风，就有机会“下学而上达”，出类拔萃，成为优异人才。待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光大门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孔、颜、曾、孟四氏圣人家风，由家学、家教而形成，极高明而道中庸，具有领先性和示范性的特点。就其极高明而言，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奠定的家风，形成了家学、家教、家风的完整序列，家风以家教为基础，家教以家学为根底，成为后世孔、颜、曾、孟四氏后裔以及历朝历代名门望族效法的家风范式。就其道中庸而言，家风必由家教而形成，家教却不必来自家学。在传统社会，不少父母有着严厉的家教，不但知道课子读书，而且教育子女即使不识一字，也必须堂堂正正做人。这种缺少家学环节，仅仅由家教而形成的家风，其实正是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早年家庭情景的真实写照。孔母、孟母、颜父、曾父无家学，有家教，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家庭可以“见贤思齐”，向孔、颜、曾、孟四氏家风看齐。事实也是如此，两千多年来，圣人后裔不忘祖训，名门望族和寻常百姓也都向往圣人家风，以圣人家风为范本，培育自家家风，形成了无数的不同类型的优良家风，传承中华美德，作育优秀人才，改良社会风气，塑造礼义之邦。（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尼山学者 王钧林）